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迟浩田: 怀念母亲
作者:admin来源:当代散文网 已被浏览 231

 

 

转眼我已年过古稀,真是时光如流水,母亲已离去38个年头了。这些年来,每当我一个人的时候,母亲的身影便时常萦绕在眼前。尤其过了75岁生日后,脑海中更是波涛起伏、思绪万千,思念母亲之情经常如潮奔涌,无休止地叩打着我记忆的闸门。

 我出生在胶东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。母亲一共生了11个孩子,其中4个夭折。我在男性中排行老三。家里人多物薄,我小时候的记忆就是穷,“家徒四壁”的矮屋和“糠菜半年粮”的日子。我家孩子那么多,一人一张嘴就是无底洞。父母每天日出而作,日落方息,只求能勉强糊住十余张嘴,就是最大的满足。母亲是位身材弱小的缠足妇女,没读过一天书。但母亲的的确确是我们家的顶梁柱。她就是凭着那双小脚、那副弱小的身躯和如柴的双手,跟父亲一起担负着繁重的农务劳作,还要整天为全家人的吃饭穿衣精打细算,为困苦的事情费尽心思,这就是母亲生活的全部内容。然而就在我长到7岁时,妈妈竟下定决心,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,宣布要送我去学堂念书。记得那次妈妈说:“我想了想,只有念书,学到文化,才能改变咱们一辈子在地里刨食的命运。不念书就没有出路,一辈子让人家看不起。我看小三挺机灵的,是块当先生的料,让他去念书吧。”

 后来,妈妈又专门叮嘱我:“妈妈供你上学,就是希望你能做一个有出息、有志气的孩子,而不是像你爸、妈一样,一辈子都是睁眼瞎,累死累活连顿饱饭也吃不上。你上了学,一定得努力,争取多学点文化,长大了去当先生。”那时的我是懵懵懂懂,对妈妈的话理解并不深刻,就问妈妈为什么要让我当先生呢?妈妈充满憧憬地对我说:“当先生好呀!先生不但是不干庄稼活的文化人,还能到各家去吃‘派饭’,谁家上学一年轮上个一两次呢!能吃到一块咸鱼,一块饼子,有时候运气好,还能吃上个鸡大腿!”

 在我的记忆中,那时家里一年到头糠菜为伴,吃的尽是谷糠、地瓜叶子,偶尔能吃上顿带点五谷杂粮的“干饭”,那不是过年就是过节。在妈妈眼里,先生一年到头都有饭吃,先生了不起。这使妈妈羡慕先生,更希望我能当先生。正是在妈妈的坚持下,我离开了整天赤着脚、光着屁股在村头玩耍的小伙伴,背着妈妈用旧衣裳改做的小书包,迈进了学堂,迈向了从此改变我一生的一个全新的世界。

 为了妈妈的笑容,我拼命吸吮知识的雨露。一分汗水,一分收获。每次的成绩都会让妈妈笑得像孩子一样开心。我让妈妈深信,这条路她为我选对了,一直走下去,我一定能当先生。在妈妈的支持下,我断断续续地读到高小。就在我继续求学信心百倍的时候,国家和民族的灾难现实改变了妈妈,也改变了我。但直至今日,尽管“当先生”早已不再是我的一个明确的追求目标,但因之而来自于妈妈的鞭策,却成了一直铭记我左右的警句,激励着我踏实做事,老实做人。

 1941年的一天,日本鬼子“大扫荡”到我们那里。过去耀武扬威的国民党兵跑得不见踪影了。我们村子西边大庙,是八路军用土翻砂试制手榴弹、地雷的“兵工厂”,被鬼子一把火烧成一片火海。乡亲们到处躲避。当时,妈妈什么东西也顾不上带,拉上我们几个孩子就往外跑。妈妈心惊胆战地喊着这个叫着那个,拽着我们的手拼命地跑,想尽快冲出鬼子的包围圈。一双小脚、几个孩子哪能跑得快?在村头的河畔遇上了鬼子,一拳把我打倒在地,用穿着铁掌皮鞋的脚把瘦小的妈妈踢到沟里,也正是这一次,我们和妈妈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杀人场面,看到鬼子的野兽暴行。凶残的日军杀害了一个刚结婚不久的新郎,又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了新娘。目睹这惨不忍睹的一幕,我们感到妈妈那攥紧我们的双手在颤抖。乡亲们也都个个咬紧牙关,攥紧双拳,但也只能强压怒火、用仇恨的目光进行着无声的反抗,心灵挣扎在痛苦的无底深渊。

  也正是这一次血的经历,震撼着妈妈那颗慈软的心,和家人商量后,妈妈毅然做出了送我当兵的决定。妈妈那天对我说:“小三,你要和二哥一样去当八路,不打走鬼子,日子没法过!”我听到这为之一震,在这战火愈演愈烈的时候,妈妈做出这样的决定,难道不怕我有个三长两短吗?是妈妈看到日军暴行后的一时冲动吗?不,不是的!妈妈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抉择,是妈妈又明白了一个道理。哪个妈妈不爱惜自己的儿子,她知道仅凭自己的儿子亦是沧海一粟,可是八路的队伍里不正是千千万万个母亲的孩子吗?她后来对我说:“我们祖祖辈辈在这里过安稳的日子,这些孬种、坏蛋为什么欺负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老百姓?看来,光靠当一个先生,挣几顿饱饭,改变不了我们穷人的命运!”

 几十年后每当想起妈妈从“好男不当兵”到送儿子当八路这一思想转变过程,总是感慨万千。作为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,妈妈的这一转变就她本人而言是再朴素不过了。她也许没有抗击外敌、翻身解放的智慧和胆略,当然那时更不会期盼儿子通过从军征战,走上仕途,成名成将。她的想法只是,当日本鬼子逼得我们一名普通百姓连成为一名“先生”、过上能吃顿饱饭的日子都不可能的时候,就只有去抗争,去反抗,去拿起枪打击敌人。从对鱼肉百姓的国民党军队的厌恶,到送又一个读过书的十几岁的儿子参加八路军,投身革命队伍,从与世无争到奋起抗日,妈妈以及千千万万的妈妈这一朴素转变中,又包含着怎样的伟大啊!

 离开家后,我先是在县大队里当通信员、文书。因为我喜欢写写画画,穷人的孩子又不怕苦,所以部队领导对我印象都不错,很快推荐我到当时的“抗大”一分校学习。到达后,我被编入三支队教二团二大队9连,成了一名真正的“学兵”。连队在选人当机枪手时,我被看中,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训练,考核成绩合格。在抗日战争最后一仗打响的时候,我在全连第一个报名参战。被批准后,我又被编到胶东主力团——13团,即后来的“济南第一团”,在这支能打能拼的荣誉团队,从当文书,直到当团政委,这一干就是20年。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”,随部队南征北战,已几年没有与家里联系了。行军途中,战斗间隙,妈妈送我的那一幕时常浮现在我眼前。

 1947年在孟良崮以北的南麻战役中,我的左小腿被打断了,由于失血过多,人近昏迷。在生死边缘的我,真想和小时候一样依偎妈妈的怀里尽享幸福。这个时候外面谣言四起,传我已经牺牲了。转到莱阳后,巧遇邻村学友,我便迫不及待地让他给家里带了口信:“我还活着。”家人知道我没有死的确切消息后,妈妈并没有完全从担心中解脱出来,她老人家已知道从没离开过家的孩子,现在正忍受着战火摧残的痛苦,忍受着伤痛的煎熬。骄阳似火,再加上医疗条件有限,我的伤口逐渐恶化,化脓生蛆,恶臭难闻。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,我和一个腹部受伤的战友坐在一辆沂蒙老大爷推着的独轮车上,向战地医院赶。当时医疗条件极差,没有消炎药品,医生将热盐水晾一晾,用小扫帚蘸着盐水扫扫蛆,仔细清洗伤口时,就像用利刀在我身上割肉一样,豆粒大的汗珠落地有声。医生们在商议对我的治疗方案,南方口音我不全懂,大概是担心恶化到这样会造成破伤风,只见他们在我膝盖上方划了一个杠后,就把我推到开刀房。到了门口我才明白过来,是要截肢。我那股拗脾气一上来,什么都不顾,只顾死死用手把住门框,坚决不同意,并斩钉截铁对他们说:“要截腿,先截头,我还要打仗,我还要回前方,死也要死在战场上!”医生说我是条汉子,是硬骨头,就没有截肢。在医生的精心救护下,总算保住了我完整的身体,做完手术后我在想,可以上战场了,可以自己走回去见妈妈了。

 我于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快结束时回国,并作为志愿军观礼代表团的一员,去首都参加了当年的“五一”劳动节观礼。不久,才回到了已阔别12年的家乡。听说我要回家的消息后,妈妈高兴得像换了个人似的,专门叮嘱几个儿女,把家里的几间老房子扫了又扫,又修又补,然后便是每天颠着一双小脚,早早就到村口看着,等着儿子归来。

  一看见我,妈妈一句话不说上下打量着我,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可掬的笑容,无声胜有声!12年未见,这12年我在枪林弹雨中穿行,妈妈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中度过,再见到妈妈时,妈妈已是满头银丝,岁月的风霜刻满了脸庞。全家人相见兴奋不已,爸爸说:“我们家从来没杀过老牛(指没做过坏良心的事),我儿子会平安归来的。”弟弟说:“妈妈半夜睡觉都经常叫你的名字。”到家的当天晚上,妈妈在锅台上又熬又炒,亲手为凯旋的儿子做了满满一桌子好菜,其中还不忘了给我熬了一碗咸鱼,烙了一张金黄的玉米饼子。

  吃过饭后,妈妈执意要给我洗洗脚。我理解妈妈的心思,顺从地按妈妈的意思,坐到了一把高椅上。我正准备脱掉鞋袜,老人执意不肯,她把我的两只脚全揽在怀里,放在膝盖上,细心地帮我脱鞋、脱袜,挽起裤脚,也就在那一刻,妈妈看到了我腿上的累累伤痕。妈妈吃惊地叫了一声,赶忙又抱紧了我的双腿,把裤筒挽了又挽,一双粗糙、长满老茧的手在疤痕处抚摸着、停留着、颤颤巍巍的。我感到有水滴掉到了我的双腿上,凉凉的,又重重的。我听到了妈妈极力控制又难以抑制的抽噎声,妈妈哭了,苍老而又瘦弱的肩头剧烈抖动着,银白的头发显得那么凌乱。

  年轻时在地里刨食,吃糠咽菜的时候,妈妈没有哭过。含辛茹苦地把一大群孩子拉扯成人,妈妈没有哭过。面对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,妈妈有过愤怒和仇恨,但也未曾哭过。送儿子上战场,刚强的妈妈同样也没有哭。可今天,年迈的老人面对儿子的伤痕,她流泪了,而且哭得是那样的伤痛。那一刻,我忍不住也掉了泪。“醉卧沙场君莫笑,古来征战几人回”。想着与我一同征战南北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,想着无数母亲已经失去了为征战回来的儿子再洗一次脚的享受,革命的成功,共和国的成立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。我一边用手细心地为妈妈梳理着稀疏的银发,一边和老人讲着这个道理。年迈的妈妈听懂了儿子的话,不住地含泪点头,用她那颤颤巍巍的满是青筋的双手摸着儿子腿上的一处处伤痕,眼泪却仍旧不断线地涌出。

  临走时,妈妈为我新做了一双土布鞋。我提出不让大家送了,自己一个人走就行了。可妈妈坚决不同意。她在我的搀扶下,送了一段又一段路,最后还是我硬阻止她老人家停住了步子。然而,走出好远,我一回头,再回头,妈妈瘦弱的身躯却一直伫立在村边石碾盘上,向我挥着手。就在这依依不舍中,我几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妈妈,离开了家乡。

  196810月,我在北京接到妈妈病危的电话。当时正是“文革”比较乱的时期,部队有任务不能请假,只好让11岁的儿子代我回去看望。我没有来得及赶回去,妈妈就离开了人世,儿子替我给妈妈送了终。及至我到家,妈妈已经下葬。儿子告诉我,奶奶临走的时候还问:“三儿哪去了?”我顿时泪如泉涌。妈妈一生为我操碎了心,可我没有为妈妈做点什么,就连妈妈走的时候,也没能见她一面。看着地上的一堆黄土,想着操劳一生却没享一天福的妈妈,无尽愧疚都化成伤心的放声痛哭。

  回顾她老人家的一生,可谓普普通通,平平凡凡,没有任何可以夸耀的地方,也没有任何可值得记载的历史。然而,在儿子的眼里,盛满的却是妈妈的伟大。妈妈是最无私的,为孩子的成长,妈妈犹如一头躬耕乡田的老牛,从年轻力壮到岁月染白双鬓,妈妈像千千万万的妈妈一样,无怨无悔地付出着,透支着,流尽了汗水,淘尽了青春,皱纹布满了曾经年轻的脸,重担压弯了曾经挺拔的腰。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了,成家立业了,妈妈也老了。但老了的妈妈心中装满的,仍然是远行的孩子,哪怕是在临终前的一刻,她依然想着我。

  妈妈没有文化,也不懂得什么大道理,但却懂得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。所以在国家危难之时,她能放弃自家利益,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,送两个爱子奔赴革命的最前方。妈妈是平凡的,是伟大的,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。作为她的儿子,我引以为荣。

  一个经过炮火硝烟洗礼,经过生与死考验的老兵,一个战争的幸存者,一个在妈妈百般呵护下成长起来的热血男儿,多年来,没有在妈妈的床前、膝下尽孝,这种愧疚是难以言表的。但几十年来我没有辜负妈妈对我的希望,为党、国家和人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,做了些工作。使自己能在忠孝的天平上寻求点平衡,这也算是对妈妈的养育之恩做点滴的报答吧!妈妈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改变了我的一生。从妈妈最初对我的希望,到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做出送儿参军的选择,以及多年后妈妈见到带有多处伤痛的儿子的悲与喜,这一切都淋漓尽致地透露着母亲的平凡、伟大与对我的无限疼爱。“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”,这种爱只能化作永久的回忆和无尽的思念了。

  不知道有过多少次,每当夜深人静时,妈妈那忙碌的身影、殷切的教诲,常常浮现在我眼前,一觉醒来总是老泪纵横。

  妈妈,我永远想念您!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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