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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离京:阿 莲(外一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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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 阿莲,是一个村姑。一个普普通通的,但是给过我不少温情的村姑。
这位村姑,名字本不叫阿莲。在打算写写关于她的事情之后,我突然想起了戴军那首流行一时的歌曲《阿莲》。这首歌的情调,跟我记忆中的这位村姑,倒是很有几分契合之处。而在她的名字里,恰好也有个“莲”字。因而,姑且就称她为阿莲吧。
     不到十八岁的时候,我中学毕业了。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,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留城直接就业的机会,踊跃报名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,兼“大有作为”去了。应该承认,当时作出这样的抉择,确实是出于我的一腔青春热血。毕竟,金训华、张勇等著名知青的事迹,在当时还是很有感召力和煽动力的。在那样的宣传之下,不被感动得热血沸腾的年轻人,怕是不会有多少的。
作为一个不到二十岁的毛头小伙,血气方刚,做啥都不肯认输,是很自然的事情。既然是来接受再教育的,那就得跟贫下中农摽着膀子干,不能让人家小瞧了咱不是。因而,在做农活的时候,我一再谢绝队上的照顾,时刻坚持要跟自己的再教育者们干同样的活路。
      乡亲们常说,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。遛来遛去的,出糗现眼的事情,便经常发生在我的身上。比方说,在我插队的那个地方,乡亲们有个习惯,每天刚刚放亮就下地,干上两个小时左右的农活之后,再回家吃早饭。这个习惯,可苦了爱睡懒觉的我。因而,睡过头的事情,便难以避免。当我揉着惺忪睡眼,急匆匆地赶到田间的时候,不免会被一些人取笑奚落,让我难堪不已。但是在耻笑我的人之中,却从来没有温婉善良的阿莲。
      阿莲和我同在一个生产队。我初次跟阿莲接触,是下乡不久之后的一次砍玉米秸。那一次,我跟她紧挨着干活。看到我拿的镰刀之后,阿莲慢声细气地对我说:“你这镰刀太钝了,使起来很费力气啊。咱俩先换换使吧,到晌午头歇着的时候,我来帮你磨磨。”说罢,有些不由分说地换走了我的镰刀。
久旱的林木枝叶,当然会极度渴盼雨露的滋润。来自同龄异性的温馨关切,不能不使我这刚刚来到农村、情感需要慰藉的青春少年,心生丝丝暖意。况且,很多青年男女之间情愫的产生,往往源于一些小小的感动。于是,我开始关注起这位以前没怎么注意过的村姑。
      阿莲,是个长相还算俊俏的姑娘。浓眉大眼,面庞微黑透红,身材丰满结实,曲线凹凸有致。满头的乌发,扎成两根油黑闪亮的辫子。她的嘴巴有点大,嘴唇像弯月一样上翘,表情像是始终在微笑。两个浅浅的酒窝,仿佛永远漾着丝丝的甜蜜。比较难得的是,她的牙齿整齐洁白,没有农村人常有的那种黄黄的牙垢。在私下里,农村人最被知青们讥笑厌烦的体貌特征,就是大黄牙。
     看着阿莲灿烂洁净的笑脸,我感觉很清爽、很舒坦。她的名字中又有个“莲”字,我就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莲花。而我的这种联想,并不是“清水出芙蓉”那样的诗意浪漫,而是因为她身上散发出的那种田野的、清新的、朴实的、茁壮的青春气息。
      从那以后,不知是有意为之,还是无意而为,阿莲在干活的时候,经常会跟我靠在一起。阿莲是个很安静的姑娘,平日里话语很少。手脚麻利而又善解人意的她,时常不声不响地帮我做些事情。久而久之,不免让我心生感激之情。这种来自异性的关怀,也不能不使我感到一种暖暖的、甜甜的慰藉。
在我所经历过的农活中,割麦子算是比较辛苦的一种了。前些天看电视新闻,其中说到,山东全省的小麦已经收割完毕,机收率接近百分之百。很好,如今的农民兄弟,已经不必忍受割麦之苦了。在我插队的时候,收麦可是完全要靠手工操作的。
      割麦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烈日当头,淋漓的汗水如雨水般流淌,淋得眼睛都几乎睁不开,眼珠子被刺得生疼。由于始终是在弯腰操作,割上一阵子,感觉那腰几乎都要断掉。但是只要村里的人一人割四垄,好强的我就绝不会要求割三垄。于是,便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:技术娴熟的村民们,镰刀舞得风快,很快就把我拉下好远。当我抬头遥望麦垄的那一头时,感觉就像望不到边一样遥远。
      每每在我几乎绝望到崩溃之时,眼前突然间豁然开朗——本该由我来割的那几垄麦子,已经被人割完了。这个人,自然是阿莲。于是,我便舒展一下腰肢,一身轻松地向前走去。当我心存感激地向阿莲看去的时候,她并不说话,只是冲我嫣然一笑。此时的我,心情怎能不阳光明媚。原本灼人难耐的烈日,此刻也仿佛变得明丽温馨起来。
     尽管正处“文革”末期,但当时乡亲们男女之间的玩笑打闹,却一点也不封闭拘束。少儿不宜的粗俗话语自不必说,把手伸到异性衣服底下捏一下、抓一把的事情,大家也是见怪不怪,驾轻就熟。这样的场面,倒是时常让我们这些大城市来的知青,看得有些面红耳热。
     看到阿莲经常有意无意地跟我在一起,一些年龄相仿的村中男女,就想搞恶作剧捉弄我俩。一天,阿莲正在玉米地里帮我锄草,几个男女青年猛然冲了过来,连拖带拽地把我和阿莲紧紧拥在了一起。他们一边使劲儿把我俩往一块挤压,一边兴奋地大叫:“你俩既然这么愿意在一块儿,干脆就相好算了!”
那一刻,有些羞怯的阿莲,虽然做出了一些象征性的抗拒动作,但我却强烈地感觉到了,她那柔软而富有弹性的躯体,传导到我身上的剧烈颤抖。这是我第一次跟异性的躯体零距离接触。我承认,那种电击一样的强刺激,感觉很美妙,让我很陶醉地回味了好久。
     阿莲不太爱说话,但比较喜欢看书。下乡的时候,我是带了一些闲书的。因为有了借书看这个由头,晚间村上队里开会学习、看电影或者记工分结束之后,阿莲常常会跟我相伴而行。有的时候,我俩离得很近。夜深人静,月明星稀。我俩静静地走着,阿莲那青春少女特有的、浓郁沁人的体香,不可遏止地沁入我的口鼻、渗入我的肺腑,让我有些意醉神迷。有好几次,处于青春躁动期的我,产生了想将她拥入怀中的强烈冲动。
     想归想,但每每在最后关头,我却都克制住了自己,没有伸出过自己的臂膀。我知道,我和阿莲之间的故事,不会有结果。即使有,到头来也只能是始乱终弃。因为我知道,在我俩之间,横亘着一道难以逾越的体制鸿沟。这道鸿沟的名称,叫做城乡差别。
     浪漫的理想,终归会让位于赤裸裸的现实。下乡一段时间,在明白了农村究竟是怎么回事之后,我跟很多人一样,无奈地回归了现实。虽然嘴上时常还在喊着“永远扎根农村闹革命”,但作为一个末代知青,相关政策使我的心里很清楚,自己并不长久属于这里。我迟早是会离开,回到城市里去生活的,可是阿莲却不能。
      除了教我、帮我干农活之外,阿莲还为我做了不少的事情。比如偷偷为我缝补被褥,浣洗衣服什么的。她为何愿意接近我、帮助我,我没有问过,她也没有说过。她只是默默地、无私地付出着,我只是心安理得地、习以为常地接受着,仅此而已。
      正因为如此,当我结束了不到两年的插队生活,接到招工通知书之后,在“回城之前的那个晚上”,我没有和阿莲“来到小河旁”,更没有让“从没流过的泪水,随着小河淌”。在被确定招工之后,我甚至都没有告诉她一声,自己将离她远去,又将去往何方。阿莲也没有“站在小村旁”,眼含泪水目送我远去。
     为了赶车,我是在一天的黎明时分离开的村子。当时,东方的天际还没有泛出鱼肚白。我不知道,此时的阿莲,是已经起床准备下地干活,还是尚在甜美的睡梦中。至于阿莲在得知我离去的消息之后,心里又在想些什么,我无从知晓,也顾不得去知道。此时的我,像极了一只渴盼逃离樊笼的小鸟。
有不少的知青,为了获得感情的抚慰,或者是为了排解寂寞,在农村曾经跟自己的“小芳”热恋过。一但有条件回城,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拍拍屁股走人了。走人之后,有些人或许会轻飘飘地说上一句“谢谢你给我的爱,谢谢你给我的温柔”之类的话。其实,这是一种很自私的行为。人家以纯真的温柔和爱,伴你“度过那个年代”。而你,却给人家留下了无尽的伤害。再说什么“衷心祝福你好姑娘”、“今生今世我不忘怀”,也无法弥补在她们心灵上造成的巨大创伤,也掩盖不住自己内心的极度虚伪。
      在那个时代,国家只允许少数人生活在条件相对优越舒适的城市里,比如我这类人。而阿莲,则无权进入到这个范围之内。不仅如此,她将来的孩子,也基本没有可能进入这个范围。因此,站在鸿沟那一边的阿莲,注定只能成为我的回忆。同那些抛弃了“小芳”的知青们一样,在强大的体制面前,我很渺小,也很无奈。在那样一种巨大的力量之下,我从来就不曾奢望过,可以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,甚至连一点点这样的念头都不曾有过。
     我不想为自己的所作所为,进行无谓的辩解。无论阿莲当初关心我、帮助我的真实动机是什么,以我对待她的态度而言,其实也是一种十分自私的表现。所以,在临行之前,我都没有想到去向她道声谢谢,甚至连声再见都没有顾得说。因为,当时我所考虑的,只是自己所谓的前途、自己今后的归宿,只是希望尽快逃离贫穷艰苦的农村。唯一值得我庆幸的是,我没有给阿莲带来更大的伤害。
      离开农村以后,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阿莲。
      阿莲,你如今还好么?谁把你的长发盘起,谁又为你做了嫁衣?


王二半吊子


      在我的故乡,人们把那种说话办事不靠谱、智商不大够成色,又或者是疯疯癫癫、神神道道,言谈举止异于常人之人,称之为“二半吊子”。
我回故乡插队的时候,村上有个老汉,就被男女老少众口一词地称为“王二半吊子”,有时甚至是在当面。他的大名很少被人提起,以至于我如今无论如何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了。也许是习惯成自然,这老汉在听到“王二半吊子”这样的称呼时,倒也平静自然,脸上只是挂着有些无可奈何或者说是逆来顺受的笑,并没有什么尴尬难堪,或者是愤懑不满。
      常言道,人以群分,物以类聚。被人们归为二半吊子的那类人,大致是应该有一些共同的行为方式的。但在我看来,王二半吊子却是个另类。他既不缺心眼、冒傻气,也不愣头愣脑、冒冒失失。总之,无论从哪方面讲,他似乎都不具备乡间大多数二半吊子们的基本特征。
      从外观上看,王二半吊子跟其他的老农民并无二致。年深日久的风吹日晒,使他的皮肤跟别人一样黑、脸上的皱纹也一样深。在他微驼的后背上,也像其他老农一样,天天挎着一只粪篮子。但即使是这样,村里的人们仍然还是高度一致地认为,无论从哪方面看,王二半吊子都不像是一个真正的农民。
王二半吊子是个老光棍,年届六旬了,还未曾娶过老婆。我曾问过村里的一些人,他何以会打这么多年的光棍。他是不够富裕,可是大家也都穷得可以呀?大家的回答也是众口一词:“哪个女人愿意跟着一个二半吊子过日子啊!”
王二半吊子是个孤独的人,村里几乎没人愿意和他交流往来。大约是为了排解寂寞,村里来了知青以后,他有事没事地经常跟知青们套套近乎,包括我。起先,对这个被村里人普遍瞧不起的人物,我也是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轻视的。但是,当我出于客套,有些被动地同他聊过几回之后,却有了这样一种感觉:这个人物其实比较有趣,也并不简单。
      在少年时期,家境尚可的王二半吊子,是读过几年书的。他的学历水平,起码相当于高小毕业。这样的文化程度,在当时的农村,已属凤毛麟角。有了些文化之后,不甘心一辈子在黄土地里胼手胝足的他,就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一番。他也是到过一些大码头的,譬如青岛、天津、沈阳、哈尔滨,等等。
外面的世界很精彩。识文断字的王二半吊子,在外闯荡期间见过一些世面、长了一些见识,也就是可以想见的事情了。因而,跟村里那些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民们相比,他的所言所行,就显得很是有些与众不同。
      比方说,王二半吊子很喜欢看书,我插队时带到乡下的那有限的几本书,都被他借去看过。因而,他就知道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,比如美帝国主义在地球的那一面,我们是白天他们就是黑天;我们在地球的北边,过夏天的时候,地球的南边就是冬天;“苏修”以前也不叫苏联,而是叫俄罗斯,等等。
再比方说,王二半吊子有着比较强的思维逻辑能力。在乡间,当个别社员和晚辈,调皮捣蛋不听话的时候,村队干部和长辈劈头盖脸臭骂一顿,甚至兜腚一脚的事情,是经常发生的。即使是一些牛高马大的汉子,在受到斥骂责打时,也像个可怜巴巴的小绵羊。每当看到这样的情景,我在感觉很好玩的同时,又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而王二半吊子却对我说,在这世间,一些人要想随心所欲地管制甚至是打骂别人,主要靠三种“力”。第一种是权力,官大一级压死人。第二种是蛮力,拳头硬别人打不过他。第三种是“老”力,仗着辈分高倚老卖老。对于这样精辟的概括总结,我无法不钦佩叹服。
      有一个夏夜,我在王二半吊子家的小院里,抽着他手卷的旱烟叶子,跟他不着边际地闲聊。聊着聊着,他忽然仰望着晴朗的星空对我说:“你看天上那些星星,有的看着还是亮晶晶的,其实它们已经死了,早就不亮了。咱们看着它们还亮,那是因为它们离咱们太远,它们的光还在路上走着,要走好多好多年呢。”
     听了王二半吊子的话,我半是惊诧,半是疑惑。虽然名为高中生,但我读中学期间,除了“学工学农学军”、“批判资产阶级”之外,基本就是胡打乱闹,学到的文化知识自然很是寥寥。至于“光速”、“光年”之类的概念,更是闻所未闻,不知所以然。
      过年回家探亲的时候,我曾专门跑到我的班主任兼物理老师家,就王二半吊子关于星星死了、光芒还在走着的说法,请其评判真伪。物理老师对我说,王二半吊子说的那些的话,基本正确。因为这件事,不由使我对王二半吊子有些肃然起敬起来。
      多年之后有一次回故乡,在聊到刚刚兴起的房地产热的时候,大伯父告诉我,王二半吊子对那些手里有了些钱以后,热衷于买房子的亲戚邻里们,说过这样的惊人之语:“买那么些宅子干啥,就不怕将来打土豪分田地吗?”对于他的话,大家当做耳旁风,也是可以想见的。
      听乡亲们说,王二半吊子他爹过世的时候,原本给他们三兄弟一人留下了十来亩地的田产。由于不善持家,分到他名下的那份,在解放前就被他吃喝一空。土改的时候,因祸得福的王二半吊子,被定成了贫农成分。而他两个勤劳节俭、辛辛苦苦把家业搞大的哥哥,却不幸进入了“地富反坏”的“阶级敌人”阵营。
       在外闯荡期间,王二半吊子没有能够打拼出一番天地,从而在外边的世界成功立足。就凭这一点,重返乡村之后的他,被乡亲们认为是没有出息,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。比方说,有人就对我说过这样的话:“别看王二半吊子满嘴跑火车,其实他就是个窝囊废。在外边混了那么些年,别说没当上个军官干部,就是连个吃商品粮的工人都没混上,不是窝囊废又是啥?”
      有个关于王二半吊子返乡的笑话,在村里几乎老幼皆知。说得是他回到家乡的第二天,在街上遇到了他大爷。他大爷就问他啥时候回来的,他用普通话回答说:“昨儿晚上。”他大爷一听就火了,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:“你个熊孩子,出去混了这些年,别的没学会,撇腔拉调的臭毛病倒是学会了。‘坐了碗儿上’,你还‘坐了盆儿上’呢,我看你是欠揍了!”在当地的方言中,“昨天晚上”这样的说法,应当是“夜来后晌”。而说普通话或者外地话的人,比如我们这些知青,则被乡亲们一概视为“撇腔拉调”。
      英雄不问出处。插队期间,我作为武装民兵,曾经担任过一回警卫任务。一个早年从村上出走的副军级高干回乡探亲,在祖宅住了一夜。我背着一杆没有子弹的破枪,很有使命感、责任感地在院外为他站了半夜岗。这位高干进村的时候,县里和公社里前呼后拥的陪同者不说,在他家院外看光景的大人孩子,也是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。而安排警卫任务的民兵连长对我说,这位高干在离乡背井之前,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程度,跟王二半吊子有得一比。于是我就想,造化弄人,如果王二半吊子能够达到衣锦还乡的境界,不管他的语言行为方式如何,都是不会被人们视为二半吊子的。
      我曾经问过王二半吊子,当年他在东北闯荡的时候,正赶上解放军大扩军,为啥不去参军呢?如果参了军,以他的文化水准而言,在当时的军队里,绝对属于紧缺资源。混个一官半职的,应该是比较轻松的事情。比如那位副军职高干,就是抗战胜利后我军抢占东北时参的军。听了我的话,王二半吊子有些默然。片刻之后告诉我,他很害怕看到流血,更害怕看到死人。
       因为不会过日子,也因为不擅长干农活,王二半吊子就成了众人瞧不起和嗤笑的对象。搞怪的是,这其中也包括王二半吊子的两个哥哥。尽管王二半吊子也曾做出过混同于普通老农民的努力,比如像大家一样天天在地里劳作,又比如肩膀上常挂着的那只粪篮子,但却始终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同。比方说,有人曾对我如是说:“这个王二半吊子,干啥都没个样。你看看他背粪篮子的那个样子,哩溜歪斜的,哪像个正经的庄户人啊!”
       我曾经为王二半吊子鸣过不平:“别看王二半吊子干农活不太在行,但是他可不简单,有知识有文化,知道很多事情,大家不该这样拿他不当回事情的。”乡亲们对此不以为然:“有那么点文化、知道那么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又有啥用?不顶吃不顶喝的。”
      长与短、优与劣,常常因时因地而异。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中,王二半吊子原本的长处,很不幸地变成了他的短处。大家心安理得地拿自己的农活之长,去比较他的这方面之短。比来比去,他那“没用”的文化之长、知识之长,自然会遭到人们的轻视,或者干脆就是无视了。
      让人感叹的是,直到现在,人们对于文化这类东西,还是比较喜欢使用“有用”、“没用”这样简单功利的评判标准。比方说,我所写的那些文字,在有的亲友口中的说法就是:“写那东西又挣不了几个钱,有个啥用啊。”郁闷的是,我妻子也有类似的看法,时常对我舞文弄墨的爱好泼些冷水。以“有用”、“没用”来评价文化,既是文化的无奈,也是文化的悲哀。而具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人,不以为这是一种悲哀,则是一种更大的悲哀。
       有的时候,王二半吊子也会跟一些老娘们儿斗嘴调笑以取乐解闷。在她们的大腿屁股上掐一把、摸一下的事情,也是有的。当时,我还不知道“性饥渴”这个词汇。如今想想,大约就是那么回事。一个生理正常、干熬了那么多年的老光棍,没有这毛病才是怪事。而那些受到骚扰的老娘们儿,最多也就是半真半假地嗔骂他几句、拍打他几下,倒也没人跟他急眼较真。
      至于王二半吊子私下里有没有个把相好的情人,我想应该是没有。因为那些老娘们儿虽然不跟他急眼较真,或者把他当做老流氓举报,但却高度一致地看不起他。况且,王二半吊子既无权又无钱,也搞不成个权色交易、钱色交易什么的,即使他有这份心思。不然的话,就有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情了。比方说,村上有个跟王二半吊子年龄相仿的老鳏夫。他在被生产队指派值守瓜棚期间,有个喜欢贪小便宜的老娘们儿,常到瓜田里偷偷摸摸地摘个瓜什么的。对她这种偷窃集体财产的行为,老鳏夫只是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任态度,就使她成为了自己被窝中取乐的伙伴。
      我曾经问过王二半吊子,年轻的时候为啥不想法娶个老婆过日子呢?哪怕是娶个寡妇也成啊。以至于现在老了,不要说是子孙后代,回到家里连个说话的伴儿也没有。对于我的疑问,王二半吊子报以一声长叹:“唉,那些个庄户娘们儿,除了吃喝拉撒睡、拉巴孩子,啥也不懂、啥也不会,跟她们混一辈子,那还不得憋屈死啊!”
      在我接到招工通知之后,王二半吊子跑到供销社打了一斤烧酒,很热心地弄了几样炒土豆丝、拌黄瓜之类的小菜,在他那破旧的土屋里为我饯行。那天晚上,我喝得既有些高兴,又有些怅然。高兴是因为自己终于实现了一次成功的逃离,怅然是因为逃离的方向不够理想。
      如今回想起来,我当时的情绪有些自私了。王二半吊子为我饯行,是为了感谢平日里我对的他尊重,尽管我的那点尊重很是微不足道。而我当时却以为,他为我饯行,只是为了祝贺我被招工,因而也就没有对他的这份善意,致以必要的回应。王二半吊子是个高寿之人,活了九十多岁。在我离开故乡之后,王二半吊子又存活了三十多年。在这么长的岁月里,找个机会去看看他,于我而言并非难事。然而,我却没有。
      因为在城里没混出个样来,在乡间又不像个正宗的农民,王二半吊子就很不幸地掉在了夹缝里。作为一个夹缝中人,又因为有些与众不同,他就做了一辈子的二半吊子。我一向以为,那些看上去异于常人、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人,要么是生不逢时,要么就是长错了地方。无论是生不逢时,还是长错了地方,说起来都是一种人生的悲哀,比如王二半吊子。
       悲夫,王二半吊子!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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